第六百一十三章 封德彝手书一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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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封德彝根据现有讯息,对隐藏在高阳危机背后的秘密重新进行了一番“梳理”,结果让他大吃一惊。

    他可以肯定这是一盘“大棋”,一个针对日益恶化的南北关系所做的精妙布局,其中齐王很关键,但齐王也就是一个棋子而已,可以对北疆安全产生一定的影响,却决定不了南北关系的走向。

    决定南北关系走向的只有两股力量,一个是圣主和中枢,一个是始毕可汗和牙帐。

    对中土来说,卧榻之旁,不容他人鼾睡,大漠北虏越是发展壮大,对中土的威胁就越大,就会直接影响到天下共主的至高无上的威权,所以必须遏制和削弱大漠北虏,必须将其扼杀于崛起之中。对于大漠北虏来说,中土这头雄狮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,时时刻刻都有生存危机,为此必须发展壮大,而发展壮大除了自身的茁壮成长外,还要抓住一切机会、运用一切手段打击和削弱对手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,在南北双方握手言和的笑脸上,实际上都隐藏着杀死对方的凶残之念,只要有机会,这丝凶残之念就会爆发,双方就会背信弃义拔刀相向。历史证明,在南北战争史上,汉武大帝曾经把匈奴人杀得落花流水,甚至赶出了大漠之外,而鲜卑等五胡诸虏也曾呼啸而下,横扫中原,把中土人压制在长江以北。以史为鉴,统一后的中土人梦想着封狼居胥,重建汉武之伟业;而崛起于大漠的突厥被诸种胡虏也不忘饮马黄河,再现先辈之辉煌。

    南北双方的血液里始终流淌着英雄壮志和激昂战意,这注定了南北战争始终是南北关系的主旋律,而在南北双方任意一个崛起和双双崛起的过程中,最高决策层中主战之声都是震耳欲聋,战争也随之如影附随。

    今日南北关系亦是如此,南北双方都在迅速崛起之中,战争也如影附随。中土发动了西征和东征,虽然至今还没有与以突厥人为首的北方诸虏大联盟发生正面碰撞,但中土铲除其羽翼、削弱其力量的目的“一览无余”,因此双方都知道必有一战,都知道战争即将开始,并且都在为战争做积极准备。

    中土不会因为两次东征失利就主动放弃南北大战,原因很简单,前期中土气势如虎,咄咄逼人,已经骑到了虎背上,箭已上弦,而大漠北虏也已骑上虎背,也已拉满了弓弦,这时中土突然不进反退,畏怯不战,等于自取死路。

    那么有没有办法让大漠北虏“知难而退”,让大漠北虏向中土示弱,主动放弃南北大战?

    理论上还是有办法的,比如牙帐内部发生激烈冲突,诸虏大联盟发生内讧或者叛乱,大漠北虏自顾不暇,当然也就无力进行南北战争。

    先帝执政晚期,开皇末年,东、西突厥爆发内战,诸虏自相残杀,中土人乘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,运用离间、挑拔等各种手段趁火打劫、落井下石,最终以最小代价赢得了最大战果,成功打击和削弱了北虏,缓和了紧张的南北关系,稳定了边疆局势,中土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。然而前车之鉴后事之师,突厥等诸种胡虏对自己的突然衰落记忆犹新,对阴险狡诈趁火打劫的中土人更是切齿痛恨,所以短期内他们应该不会犯同样的错误,再给中土人一个“不战而胜”的机会。

    既然这种机会可遇而不可求,那么中土与其寄希望于“奇迹”的出现,不如自己创造“奇迹”,于是圣主和中枢里的主战派就有了继续东征的想法,以第三次东征的全面胜利,以斩断大漠北虏伸向远东之“手”,来展现中土强悍实力,来遏制大漠北虏的扩张,来让中土这只“虎”的咆哮声更为恐怖,来让中土长弓上的箭更具杀伤力,继而达到威慑和恐吓北虏之目的,延缓南北大战的爆发,给中土赢得更多更充足的准备南北战争的时间。

    当然,从中土的角度来说,这也是理论上的设想。第三次东征的全面胜利能否帮助中土实现全部预期目标,还需要北虏的密切“配合”,如果北虏对南北局势有清醒而正确的“解读”,知道南北战争一定会爆发,知道中土在连续三次东后已是强弩之末,知道中土人正在南北关系上故意虚张声势以达到欺骗之目的,北虏必定将计就计,乘虚而入,乘着中土元气大伤之际发动全面战争,趁你病要你命,倾尽全力给中土以沉重一击,如此则中土就麻烦了,即便最后守住了长城一线,付出的代价也非常惨重。

    所以说,就目前南北局势而言,所有的预测都是悲观的。对于圣主和中枢来说,不能把中土的命运寄托在“奇迹”上,也不能寄托在一厢情愿的设想上,更不能寄希望于敌人犯错误,必须积极面对,勇于破釜沉舟,敢于玉石俱焚,怯战必死,唯有决一死战才能紧紧掌握自己的命运。

    于是回归到“原点”,圣主坚持主战立场,主战的声音在中枢中不但没有随着两次东征失利而减小,反而越来越大了,主战派尤其军方的主战派在国防策略上的态度越来越强硬,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枢决策。

    目前圣主为何隐忍不发?中枢对东征的未来为何讳莫如深?关键就在军方的态度尚不明朗。

    目前军方两个权势最大的大佬,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都在东都战场上,只要他们在最短时间内剿杀了杨玄感,平息了这场风暴,稳定了东都局势,则军方必然要就东征的未来做出表态。

    要么停止东征,把全部力量放在国内局势的稳定上,攘外必先安内,宁愿忍气吞声向北虏做出妥协和让步,也要先稳固圣主和改革派的执政地位;要么继续东征,把全部力量放在南北对抗上,积极进行南北大战的准备,只要北虏胆敢南下入侵,就倾尽全力给予迎头痛击,宁愿玉石俱焚,也要御敌于国门之外,为圣主和中枢守住最后的政治底线。

    前者对圣主和改革派来说,政治上是腹背受敌,对内对外都要妥协让步,步履艰难,改革肯定会陷入停滞和倒退,虽然看上去稳妥安全,煎熬一段时间后,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,但稍有不慎就是“四面楚歌”,如果外部北虏坚决入侵,内部反对派的叛乱也是此起彼伏,内外夹击之下,必有全军覆没之危;后者置之死地而后生,拒不妥协,决不让步,对外咄咄逼人,对内强权镇制,虽然也有全军覆没之忧,但只要赢得了南北大战,不但会让圣主和中央的威权达到一个全新高度,还能给圣主和改革派赢得继续推进改革的时间和空间,反之,如果败了,对内对外只能妥协,改革必然停滞和倒退,执政地位也岌岌可危,这与前者的结果毫无二致。

    既然如此,为何不搏一把?尤其对于态度强硬的军方来说,既然主战和主和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样的,那为何要主和?当然要誓死一战,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中土的尊严。

    所以,封德彝对南北关系的走向持悲观态度,“主和”立场在中枢最高决策层已步履艰难,而“主战”思路一旦控制了中枢决策,则第三次东征会爆发,南北大战也会爆发。

    这种趋势下,齐王北上戍边,意味着中土这边的态度越来越强硬,这不但无助于南北关系的缓和,反而会给大漠北虏以更强烈的暗示。大漠北虏在危机的压迫下,战争准备会更快,更积极,南北大战爆发的速度可能会更快。

    由此推断,齐王北上戍边的幕后推手,十有**是圣主,是中枢主战派,是军方的主战大佬,而近期接触过齐王的军方大佬只有宇文述和来护儿,这两位恰好是圣主的绝对心腹,是圣主的坚定支持者。

    如果主战派为第三次东征和南北大战特意设下了这盘“棋局”,齐王是他们的“棋子”,白发贼是齐王的“棋子”,那么齐王拱手让出大运河的控制权,白发贼悄无声息地北上,高阳危机的突然爆发就在情理之中,就能找到合理的解释。

    白发贼攻打高阳引发高阳危机,其目的正是要隆重推出齐王,而推出齐王的目的,则是为圣主和主战派强行推出第三次东征和南北大战的决策做铺垫。

    封德彝权衡良久,毅然决断,手书一封,请亲信僚属通过私密道,转呈门下省副长官黄门侍郎裴世矩,并再三嘱托,务必要快,要保密。

    门下省与内史省同掌机要,共议国政,并负责审查诏令,签署章奏,有封驳之权。所谓封驳就是“封还皇帝失宜诏令,驳正臣下奏章违误”,这个权力就很大了,直接监督皇帝和宰执了。当朝门下省长官是纳言苏威,关中籍三朝老臣;副长官两位,一个是河东裴氏的裴世矩,一个是陇西天水的赵长文,也都是三朝老臣。

    中枢核心三大机构中,内史省是决策者,诏令政令出自内史;门下省也参与决策,并负责审查诏令政令;尚书省同样参与决策,并负责执行诏令、政令。尚书省下辖六部,人员较多,派系林立,而内史省和门下省人员较少,其中内史省两位长官都是江左人,门下省三位长官都是关陇人,虽然内史侍郎虞世基和萧瑀在江左贵族集团中分属江南和荆楚派系,纳言苏威和黄门侍郎裴世矩、赵长文在关陇贵族集团中也分属关中、河东和陇西派系,但在集团整体利益上,这两大决策机构的“掌门人”显然是针尖对麦芒,互不相让。

    封德彝属于山东贵族集团,与关陇、江左两大贵族集团“泾渭分明”。这种政治上的“泾渭分明”在高层中极其重要,尤其在当今豪门世家牢牢霸占着政治资源的情况下,“骑墙派”在高层中根本没有存身之地,出一个死一个。

    过去功勋大臣高颎和杨素都以“伯乐”扬名于世,屡屡提携和举荐不同派系的人,封德彝就是杨素提携和举荐的,但这不仅是统一后的政治需要,其背后也隐藏着大量的利益交换。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,至理名言。

    封德彝和裴世矩不是政治盟友,但因为同为前朝旧臣,有共同利益所在,关键时刻可以政治合作,互利互惠。现在封德彝就迫切需要裴世矩的帮助。杨玄感的叛乱肯定会连累到封德彝,为了自救,封德彝打算向裴世矩求助,但如何求助?拿什么才能交换裴世矩的帮助?

    封德彝写给裴世矩的这份密信,能否打动裴世矩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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